姓氏与生地组合取名法

　　用生地或祖籍地命名，是古人命名的又一重要特色。

　　以地名命“名”的做法可追溯到历史的源头。

　　历史上，就曾有过所谓封国、封邑、封地之说，这些国名、邑名、地名等，后来大多演化为姓氏。人们习惯于以某人的籍贯或作官所在地的地名，作为对此人的称谓。

　　比方说，姓氏加籍贯，例如：

　　王安石——江西临川人——王临川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李合肥。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袁项城。

　　再比方说，姓氏加居官地：

　　贾谊——居官长沙——贾长沙。

　　孔融——北海相——孔北海。

　　陶渊明——江西彭泽县令——陶彭泽。

　　柳元宗——柳州刺史——柳柳州。

　　据《东周列国志》记载：春秋时代的越国美女西施就是借“西边之地”而名的。“一山有东西二村，多姓施者。女在西村，故以西施别之。”既是说，“西施”因西村姓施而名。还有另一种说法，称西施所住的苎罗村有条小溪，此溪将村子分为东西两部分，西施即指住在溪西边的施姓人家的姑娘。

　　清朝时期，着名抗倭英雄丘逢甲痛恨清朝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为子命名念台。五十年后，台湾光复，丘念台回到了台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诸多中外地名中，蕴藏着无穷异趣的不在少数。移“地名”作“人名”，恰合发明学中的移植法。

　　近代也有许多以地取名的，大多选择出生地为目标。比方说，生在北京的，则多以“京生”为名。张京生，王京生，李京生，赵京全……“京生”满天飞。

　　这种起名法过于单调，其后果是造成重名率上升。假如能够在保留“京”字的基础上，多变出些花样来，那么就既活泼又不至于过多重名了。比方说，张爱京，王怀京，李东思，赵京芳……全国有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几万个市、县、镇，各地出生的人都可以尽情地发挥想象力，以其出生地的地名或地名加某字的组合方式起名字：

　　邢择晋 纪达豫 隋增穗 祁鲁望 江于鄂 马忆湘郑皖松 徐赣兴 滕闽念 郝根川 包向黑 荣且吉 门驻沪祝成冀 冯达津 章源浙 刘奇蒙……这种以省、市、县的简称再略添加其他的起名方式，要想不重名或少重名，必须在所添的字上动一番脑筋。其理由是，在这种大地名统辖的范围内，人口太多，弄得不好就会引起重名。反过来，若能以出生地的小村、小区、小街、僻巷甚至小溪、小山、小桥为名，重名率则可大大降低。请看下面例子：

　　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生于浙江义乌县丹溪镇，故以“丹溪”为名。

　　清代书法家郑板桥，生于江苏兴化县、可他并未用“兴化”作名字，而是从该县护城河上的一座无名木板桥那里选取了“板桥”二字为名。

　　现代国画艺术大师齐白石，其“白石”二字是借用了离他家不到一里路的一个小驿站——“白石铺”这一地名。

　　着名作家西戎，生于山西蒲县西坡村。抗战时期他投笔从戎，故选择出生地地名中的一个“西”字，再加上“从戎”的“戌”字而得名。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其“独秀”二字源于他家乡的一座山名——独秀峰。

　　大文豪郭沫若，其故乡有两条河，一条叫沫水（即大渡河），另一条叫若水（即雅河），为了表达对故乡的依恋之情，他取名沫若。

　　近代学者吴承仕（化名虞小白），他的化名“小白”二字是借用了他的居住地——天津小白楼这一地名。

　　以地名再添加某些特殊意义的字共同作名字，也是起名的一种方式。

　　何长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长工”，源于他曾在长辛店做过工。这样既有地点又有“事件”，使名字所含的信息量大大增加了。

　　廖沫沙（当代作家）生于长沙，故取“沙”字入名。他很钦佩郭沫若的文采，故取“沫”与“沙”字结合。这样，既有出生地，又有感情色彩，不仅使名字活了起来，而且进一步降低了重名的可能性。

　　借地名而起名字亦不乏怪诞手法。

　　幽默的电影导演谢添，其名字就采用了此种手法。谢添原名谢洪坤。洪坤二字拼音字母的声母分别为H、K（HongKun）这两个字母合在一起，为一个躺倒着的“天”字。再加上他又是天津人，故取名“谢天”。根据“天”字的谐音，他取“添”而代之，故成了“谢添”。

　　以演反面角色而着称的电影演员陈强，在为儿子起名字时，采取了另一种怪诞手法。原来，他在1951年时曾随中国艺术团访问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回国后，他的大儿子出世了。为了纪念在布达佩斯的成功演出，他为其长子取名“布达”。颇有预言家凤采的陈强，把匈牙利首都名字后两个字留给了未来的次子，这到了1954年，“老二”佩斯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