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名时忌名字重复

　　“重名”现象也是古已有之，并且早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南北朝时就有人着《古今同姓名录》。此后，几乎每个重要朝代都有这类专着问世。民国时期彭作桢着《古今同姓名大辞典》，收入人名5万多，同姓名者竟有16000多人。其中，重名指数最高的是王佐，共71人；其次是李芳，共53人；再次是王俊、李英、刘福，都是40人。重名指数30人以上的，只有王、李、张、刘四姓，共20人。重名指数最高的前20名，只有一个双字名，其余都是单字名。这几个简单的数字，也显示出重名的规律和原因。

　　古人已经发现了重名的危害性，如历史上的“曾参杀人”与“毛遂堕井”，重名不仅使曾母虚惊、平原君痛哭，也会给曾参、毛遂本人带来许多麻烦。重名还会给史学家造成障碍，因而产生差错。受历代史学界文学界尊崇的杰出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因重名的困扰出现过张冠李戴的失误。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名宰予，字子我，鲁国人。齐国有人名阚止，字子我。当时社会上多以字相称，两人同字，与今人重名相似。齐国的”子我”后来参与了田常杀害齐简公的内乱。司马迁将齐之“子我”误认为鲁之“子我”，在《史记》中记作宰予“为临溜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宰予的这一罪名，直到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考证时，才得到昭雪。司马迁还曾将孔子的弟子楚国人公孙龙，与战国时赵国人名辩思想家公孙龙混为一谈。

　　重名的危害虽早就发现，却未能解决，发展到今日则愈演愈烈。有资料说，沈阳市成年人中就有4800多个刘淑珍，4300多个王玉兰，4000多个王淑兰；北京市的张力有4500多个，张颖有4000多个。照这种情况推算，李、王、张、刘诸姓，在全国的最高重名指数，至少突破万人，甚至高达10万人。在社会交往频繁、信息传递迅捷的今天，行行皆有、处处可见、防不胜防的重名之风，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那将是混乱、烦恼、失误、痛苦，甚至是祸患与灾难。

　　据说兰州市金城宾馆中有五个叫张红的青年人，为了区分清楚，不得不加上附加词：大张红男、大张红女、小张红男、小张红女，剩下的那一位还叫张红。两个字的名字，变成了不伦不类的四字名，这何苦呢？

　　某校传达室门前挂出块小黑板：“请李刚同学来取汇款单”。接着蜂涌而至来了七八个“李刚”，收发员不得不一一“盘查”、“验明正身”，才把汇款单发出去。

　　医院里重名而出现的差错也屡见不鲜，有的错拿了同名者的药，有的错拿了化验单，还有的因重名而做错了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