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的社会功能之区分等级身份的功能

　　在人类历史上，姓名的另一重要社会功能是表明人们的等级高低、身份尊卑。在姓名中用一个音节来表明贵族身份，是封建等级社会的遗存。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英国、荷兰和西班牙，都有同样的习俗。法国作家居依·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和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姓名中的“德”（de），荷兰画家凡·高（Vincent van Gogh）姓名中的“凡”（van），都表明他们出身于贵族世家。

　　在中国历史上，姓名承担等级身分的标志，方式与西欧有所不同。首先，在上古、春秋时代，有没有姓氏，本身便是身份高低的标志。姓氏的取得要经过天子的命赐，同时诸侯也可为属命氏。换言之，有姓氏者，均为有一定身份的人。不仅如此，姓氏还可能丧失，如太子晋所言，一旦沦为奴隶，便自然失去了姓氏。

　　姓名表明身份等级的另一突出征象，是在人人都有了姓氏后，不同的姓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高下之分，而且生出排名制，以进行社会控制。排名制表现为修族、定亲疏、明义务、传家教、授祖训等，名门望族尤重此道，依照秩序、德行、性别等等标准，对家族成员进行分类，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规范，维护祖先的道德权威，期冀家运永昌；等到修族谱原则被运用于编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姓氏汇编时，它就具有了更大范围、更为持久的社会控制力量，也成为统治者争夺社会控制权和社会资本的象征形式。632年，唐太宗诏令以高士廉为首的几个大臣的编撰一部全国望族谱系；当皇帝看到山东（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四姓”之一、崔民干的氏族高居第一位，而皇族只居第三位时，不禁勃然大怒，命名重新编撰。结果，重修的《贞观氏族志》把皇族和最高级的官员排在第一位，高祖和太宗的母族排在第二位，崔民干的氏族列在第三位。623年唐代编修的《氏族志》对全国大姓分等排列，武则天皇后的家族因为在当时社会地位较低，而未能列入。为此，659年高宗下诏另编撰一部200卷的《姓氏录》，武则天和其他皇妃的家族，自然归入第一等级中。其时，入谱者为士族，未入谱者为庶族；士族因其血统“高贵”得以世代做官，自恃清高；士庶之别既以族谱为据，“诈冒资荫”之事便时有发生，尤其是儒生在参加科举时，往往诈冒姓氏，唐太宗曾为此敕令诈冒者自首，违者处以极刑，在唐末战乱中衰落的缙绅家族，把朝廷颁发的证明其官爵、后世可据以自称士族的“告救”，也卖给他族，使买者得以假冒望族姓氏，谋求利益。

　　唐代的安史之乱，在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的同时，也沉重打击了汉魏以来逐渐形成的各地豪门世族、门阀制度彻底崩溃。唐宪宗元和年间编撰的《元和姓篡》，在决定姓氏的先后顺序时，不再给过去的豪门世族以优先地位，连皇族李姓，也不作特殊安排。各种姓氏，一律按其在唐韵206部中的位置排列。这表明，姓氏表明身份等级的社会功能，就此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