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的历史烙印介绍

　　用发展的观点看，姓名是一种历史现象，姓名的形式和内容，都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从形式上看，世界各民族的姓名都经历了一个由散漫到规范的过程，而从内容上看，名字因历史而变迁。

　　1．姓名的历史变迁与人类文明同步

　　司马迁的《史记》，从黄帝写起：“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由于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所以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就大为降低。不过，司马迁的这种写法仍然为我们探讨中华民族的姓名问题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思考框架：中国上古时代，从黄帝时期开始，姓、名、号的完整制度，才基本定型。

　　人类之初，是无所谓姓名的。随着人类的进化，生产和生活空间的拓展，原始人族群内外交往的需要日益迫切，无论对族群还是对个体，都需要确定某一特定的社会代号，以便于相互的交往，族群的符号的“公名”和个体的符号“私名”于是产生。“公名”是姓的前身。由族群的符号“公名”发展到规范的姓，其间经历的时间跨度以百万年计，这一规范的过程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

　　2．人类婚姻制度推动姓名的历史变迁

　　人类进入氏族社会，就开始了姓氏制度的规范化进程。母系氏族社会，是姓产生的决定性时代。我们知道，母系氏族社会的姓，从母不从父。这是因为，在非对偶婚的制度之下，“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血统只能按母系计算。在汉语里，“姓”直接表明了“女”、“生”的意思。《说文解字》对“姓”的解释：“姓，人之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女从生”。也正因为如此，中华先民的姓，多从“女”偏旁，如：姬、姜、嬴、姒、等。

　　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化到父系氏族社会，婚姻形态方面的重要变化是从对偶婚向单偶婚的演进。由于生产的发展，经济单位的缩小，定居生活的完善，对偶婚中的主夫和主妻之间的性关系越来越紧密，逐渐排斥了两人之外的性关系，单偶婚（即一夫一妻制）取对偶婚而代之，成为社会主要的婚姻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姓氏制度当然由从母不从父，转变为相反的从父而不从母了。

　　3．姓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历史在发展，人们的观念、风俗也随之不断变化，并且在姓名的形式和内容方面体现出来。在形式上，例如取单名还是取双名，各时代的时尚也不相同：先秦时代，人们多单名。姬旦、吕尚、李耳、孔丘、庄周、孟轲、荀况、韩非。汉代以后，人口大增，单名容易与人混淆现象越来越频繁。如同时的两个韩信（一为淮阴候韩信，一为韩王信）就是显明的例证。双字组名更便于表达命名者的意愿，所以双名显着增多。像孔安国、霍去病、李广利、韩延寿、耿寿昌等名字，其含义就显然不是单名所能表达得了的。但是，双名增多的趋势很快被东汉末年王莽的政治权力所扼止。王莽复古改制，禁止双名，因此他的长孙王会宗改名为王宗。王莽朝政时崇尚单名之风一直持续到三国魏晋时期，当时风云人物绝大多数是单名：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周瑜……到了东晋六朝之时，单名一统天下的局面才又开始改观，逐渐出现了如陶渊明、谢道韫、刘义队、鲍令晖、孔稚圭、襄子野等双名人士。唐、宋以后直到明清时期，双名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取得上流地位。特别是从北宋开始，随着宗法家族制度的发达与完善，一种以别长幼、明世系为宗旨的按辈份定字命名的方式日渐规范。这种方式规定名字中必有一特定的字表明辈份，各代的辈份用字之间存在一定的意义联系，有的还如同诗句，琅琅上口。如毛泽东所属韶山毛氏的族谱就规定了20代子孙的辈行用字：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样，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唐宋以后双名日渐行盛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建立在迷信观念基础上的“三格法”之类的命名规则普遍流行。“三格法”将人的姓名分为天格、人格、地格。姓为天格，名字中的第一字为人格，第二字为地格。命名时统计三格笔划的多少，推测吉凶，然后选择合适的字眼，组成姓名。用这种方法确定的名字，当然也只能是双名了。

　　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都给人们的名字打上独特的时代烙印。如19世纪末，严复的译作《天演论》问世，一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潮风靡神州，“中国民气为之一变”，于是民主革命女侠秋瑾字取“竞雄”，新文学运动中的胡适字“适之”，曾经的同盟会会员陈炯明字“竞存”，等等，反映了当时进化论思潮对神州大地的冲击。解放以后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也在人们的姓名中留下阶段性十分明显的记录如：为了庆祝祖国成立有叫“郑解放”、“秦建国”；在抗美援朝时期有“朱抗美”、“靳停战”；在恢复生产时期有“刘建设”、“童和平”；五八年大跃进时期有“孟跃进”、“潘胜天”；在三年困难时期又有“任坚强”、“齐移山”、文化大革命时又有“张爱武”、“房永红”等。诸如此类的名字在生活中极为普遍，表现了人们取名的思路与时代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